黄炽森﹕高层的迷思，大学的困境

【明报专讯】2月24日《明报》刊登了城市大学郭位校长的文章，他的论点和我近年来听过许多香港大学高层所说的是一致的，主要包括：

（1）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无冲突，是可以并重的；

（2）研究工作做得不好的大学老师在教学方面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不会有新的学问去教学生。

基于这两点的前提，结论自然是每一间学校都要尽力爭取研究资源及要求老师尽力从事研究工作，这样才能成为出色的大学。

这样的论点和结论很受香港的大学高层接受，因为对外能方便他们向社会爭取资源：“你要我做好的大学吗？可以，请给我研究经费！”对內也方便他们要求老师：“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好，缺一都代表你做得不好。不要告诉我因为你花了精力照顾学生，所以研究做得比较少。因为你研究做得不够多，你的教学工作根本不会做得好！”

老师花在工作上的时间精力有上限

这论点当然是错的，因为每一位老师也和所有人一样，能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是有上限的。就算是最工作狂和不用睡觉的人，一天也只能有24小时，这是不能超越的。因此，如果一名大学老师不用负担教学工作及照顾学生的学习，他肯定有更多精力花在研究工作上，能做的研究自然更多。这不是说些教学和研究是没冲突的话，便可以改变的事实。如果香港的校长们不相信，那么我可以说教学和行政工作是不会冲突的，相反而言，在前线教学工作做得好的校长在推动其他老师工作和校政时才更有公信力，因此，请他们不妨在下一个学期每星期花10多小时教学，这样他们的校政工作会做得更好。校长们，你认为对吗？

关于很多老师在研究和教学工作都能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在教学工作之余，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如果这些老师的一半时间要上课，另外一半时间要批改作业和照顾学生的成长，他们的研究工作能做得出来吗？当然，有一些教学工作，例如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及研究计划，是可以和老师的研究工作产生协同效应，但这只会出现在少数的教学任务中，不能因此说教学工作非单不会减少了老师能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反而会使其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这样显浅的事情，为什么香港的大学高层都不愿承认和面对呢？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要认真考虑，在香港社会能负担的资源下，香港的大学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比重怎样才是恰当的，不能再说什么要做世界“一流”大学，而尽量要更多更多的资源了。对內也不能高高在上地对同事说：“好老师是做什么工作都表现出色的！”

爭“研究型大学”排名 方法值得反思

其实，所谓的研究和教学型的大学，是没有严格分类的，我们只能从特定大学对老师在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比重中笼统地理解，例如美国有约3000所大学，研究佔老师七、八成或甚至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研究型大学”，最多也只有百多间。大体而言，这些学校的博士研究生都很多，老师每学期只需负责一门课，而且很多时是博士研究生的课，至于本科课程的教学工作，大部分是由博士研究生负责。过去10多年来，香港的大学在缺乏这样的配套下，为了要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果比较，其实用了许多值得反思的方法，例如：

?以极高待遇聘请已有被欧美学术期刊接受论文的人来作短期任职；

?随时改动对老师的评估标准；

?硬性规定老师一定要在哪些期刊发表论文；

?把助理教授的位子改为几个研究员的职位，以低薪和短期合约聘用刚毕业的博士，如果他们在一两年內能在欧美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便改为助理教授，否则便要离职；

?把老师分为两等，能在欧美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待遇极高及不太负担教学工作，其他则是二等公民，待遇偏低但负担大部分的教学工作；

?为了在表面上看来有高的教学质素，主要以学生评鑑（即学生评定他们对老师的满意度）为标准，让老师以迁就学生喜好的方式来得到高分，便可“证明”在追求欧美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时没有牺牲教学。

为了要与欧美的“研究型大学”爭排名，这些真的是我们愿意付出的代价吗？香港的大学高层及市民们，你们真的为了继续陶醉在拥有“世界级”大学的美好感觉中，而不愿思考这样的困局吗？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 管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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